古代书法教育史述略
王 默
当代书法教育的类型，大体有两种：—种是从小学到大学所开设的辅导课、选修课，或必修课，这属于学校化的师授型书法教育；另一种是人数众多的社会化的自学型书法教育。而这两种书法教育形式，在我国古代都有着悠久的传统，对这—传统进行挖掘，会给当代的书法教育以经验性的启示。下面笔者试就中国古代的书法教育史做—粗浅的勾勒，意在抛砖引玉。
（一）商周时期
“传说夏代开始有学校，商代已出现了正式的学校”（1），但正式的书写教育难以找到确凿的记载，我们只能从甲骨文的书写刻字上约略窥知一二。
甲骨文时代，“用龟甲牛骨占卜，是统治者用来传达上帝神鬼们的“意志”的—种迷信活动。掌握这种占卜术的商王、近臣、史宫等人就成为上帝鬼神的代言人”（2）。但具体从事占卜的只是史宫，董作宾定名为“贞人”。要当“贞人”，必须经过书写或刻字的训练。在新出土的一些龟甲上尚留有毛笔书写的痕迹。这种最初的书写、刻字的训练，即对以前贞人刻法与文字的书写学习，也就是最早的书法教育。而从甲骨文的第一期到第五期(按董作宾的划分法)风格愈来愈成熟，结体越来越走向齐整，足可证明这是由于技法的传授即教育的结果。
在西周，学校教育有“国学”和“乡学”两种：设在王都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叫国学，国学又分大学、小学。《周礼》：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，先以六书（3）。“六书”即指事、象形、形声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六种造字之法。可见，在西周时相当于现今的初入小学者就开始了“六书”的学习。这虽然仅是学习书法时初步的汉字教育，尚没有上升到艺术的高度，但却渗透着写字教学，我们再结合西周金文前、后期风格的继承性，可以说此时也还是有书法教育的成分在。
（二）秦汉时期
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，当然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即秦统一中国以后产生的。封建社会的学校类型，主要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。当时曾有“吏师”制度，即设有专门担任教师的官吏。当然，是否有专门的书法“吏师”尚无记载，但随着李斯对六国文字的统一，理应会有写字教育。一方面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，斯作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学篇》”（4），另外，李斯随秦始皇周游全国，到处题字勒铭，这显然含有书写示范的意义。由此推知，秦朝的“书同文”，必定会伴之以正字、书写的教育，以促进标准文字的推广。另一方面，“是时秦烧灭经书，涤除旧典，大发吏卒，兴戌役，官狱职务繁，初有隶书，以趋约易。” （5）也就是说，由于小篆的难于书写、难于应急，便产生了隶书，这种下等人使用的非“古文”，正因为其能“以趋约易”，显然也就会逐渐由民间渗入官学，成为书写教育的内容。
“汉兴有草书”。汉未盛行隶书，“古文由此绝矣”。为了挽救古文，周宣王太史籀所著《大篆》便成了汉时的强制必修课，“学僮十七已上，始试，讽籀书九千字，乃得为史”，这是对识字的要求。而对书法的要求则更严，“又已八体试之，郡移太史并课，最者以为尚书史，书或不正，辄举劾之”。“八体”即“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。”细读这段文字，知所谓“最者”是指八体皆能，可想那时的尚书史定是一个全能书家。也由此推知，那时的书法写字教育已经是比较严格的。
从“今虽有尉律不课，小学不修，莫达其说久矣” （6）一段可知，在许慎时候文字书法教育是有一段衰落的。
东汉末年，蔡邕用八分书写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等儒家典籍，书刻在四十六块碑石上，旨在颁布统—标准的儒家经典版本。鉴于蔡邕在书法上的成就与盛名，立于太学门口的石碑，自然—定会有很多人临碑摹学，无疑也是有—定的书法教育影响的。
如果说“秦汉的书学还胚胎于文字学之中（7）”，那么，秦汉的书法写字教育，当然也是胚胎与文字教育之中。研读秦汉史籍，其中涉及纯书法教育的资料十分罕见，我们不能详知当时书法教育的状况，但从其书家倍出的情形看来，可以想见，“家传师授”会是书法写字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。
（三）、魏晋时期
在魏晋南北朝，书学逐渐成为一门专学。一方面书法大家层出不穷，另一方面各类书法理论大量涌出。这些理论，或对书体的演变进行述评，如西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和江式的《论书表》；或是书家自己心得的总结，如卫夫人《笔阵图》、王羲之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、《书论》；或为书法品评之作，如宋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、梁袁昂《古今书评》、庾肩吾《书品》。
此时由于书学的兴盛，书法教育也呈现蓬勃之势。笔者经过对这一时期书论的通览，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的书法教育形式：
父传子受。众所周知，钟繇与钟会，王羲之与王献之便是这种教育形式的典型。
家族影响。曹魏时期有卫氏一门，东晋时有王氏家族、谢氏家族、庾氏家族、郄氏家族，都在书法史上享有盛名。尤其需要提出的，这时期由于家族的影响，许多女性也极善书。以王氏家族为例：王羲之妻郄夫人，王凝之妻谢夫人，王洽妻荀夫人，王珉妻汪夫人，她们均善书。甚至连王献之的保母也善书，“李氏意如，广汉人，王献之保母也，善属文，能草书”（8）。
师传生受。正式的师传生受的记载，是从卫夫人与王羲之开始。王羲之少从卫夫人学书，后转益多师，但一直谨传卫夫人的笔法。卫夫人在一封书札中写道：“卫有一弟子王逸少，甚能学卫真书，咄咄逼入，笔势洞精，字体遒媚(9)”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钟繇曾师法曹喜、蔡邕，但真正开始称“师”与“弟子”的，从典籍中的记载来看，最早还是卫夫人与王羲之。
向书诀自学。较早记载向书诀学习的可说是蔡邕，曾有“石室神授笔法(10)”之说。当然神授笔法显然是荒诞的，但最早关于笔法的系统总结，应该算蔡邕的《九势》。然后“传之崔瑗及女文姬，文姬传之钟繇，钟繇传之卫夫人，卫夫人传之王羲之......(11)”在魏晋时，学书者很重视向书诀学习。有两个典型的例子，一个是钟繇，他曾入抱犊山学书三年，后慕求蔡邕笔法于韦诞，不得，直等到韦诞死，才从其墓中盗取，日夜苦学，终成大家。另一个是王羲之少年学书大进，卫夫人曾对他父亲王策说：“此儿必已见《用笔诀》，我观其书，有老成之智”。因叹曰；“此子必蔽吾书名(12)”。
向前人书迹学习。王羲之少从师于卫夫人，后渡江北游，见李斯、曹喜等书，又至许下见钟繇、梁鹄，到洛下见蔡邕书，遂转益多师，终成其书。其实，每一个成功的书家，都是经过了转益多师以后，才得到成功的。
上述五种魏晋时期的书法教育形式，前三种都带有“师授”的特点，后两种主要以自学为主。可以说，从魏晋南北朝至唐朝以前，名家辈出，—方面得益于别人的传教；另一方面更与学书者自身的刻苦勤奋分不开，著名的隋僧智永四十年躲进小楼习书，便是刻苦自学的—个最好例证。
（四）、隋唐时期
隋唐时代，为了加强对学校教育的控制，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。唐朝还设立了专门的书法学校进行书法教育。在国子监的总管下，京城设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律学、书学、算学六所学校。其中书学内设书学博士二人，学生三十人，典学二人。学习内容是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和古文、篆、隶三体《石经》。
书法除了在专门学校里学习外，其他学校学习儒经的学生也须“学书，日纸—幅(13)”。
到了“贞观元年，在贵族子弟学校弘文馆内，曾经招收了五品以上官员爱好书法者二十四人为学生，从内府出示珍贵法书，由虞世南、欧阳询两位大家来教楷书”(14)。如果说卫夫人与王羲之是较早的私人建立起来的书法师生关系，那么虞世南、欧阳询便是朝廷第一次专门任命的书法教师。
除了开展专门的书法教育，唐朝的科举考试，也促进了书法教育的发展。“唐制，在科举中有六个科目：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明法、明书、明算。书法是其中之—。在吏部铨选官员时，又以‘四才’为标准。其中第三条为‘书’，取其楷法遒美(15)”。唐朝楷书的盛兴，与科举选吏要求的“楷法遒美”不无关系，所以唐朝的楷书学习便风靡朝野上下。
由于唐朝在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中对书法的重视，使得唐朝的书法写字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如果说唐以前的书法学习大多还以自学为主的话，那么到唐朝由于官方对书法教育的重视，使得这一时期书法教育更显“传教”的特点。有人认为“师授是唐代书法教育中最普遍的教学形式”(16)。因为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可以弥补古迹难得的不足，而用当代名师之迹为范本；另一方面在于可以通过老师的“口传手授”，即面对面的语言讲解和书写示范得到运笔的直观学习。唐人是极重拜师受业、从师学习的，按褚遂良所说：“良师不遇，岁月徒往，今之能者，时见—斑，忽不悟者，终身瞑目，盖书非口传手授而能知者，未之见也。(17)”
当然，父子相传、家族影响自魏晋、唐至元明清，这种“家学”传授的方式，一直是中国书法学习的优秀传统。晋王羲之与王献之、唐欧阳询与欧阳通、元赵盂頫与赵雍便是古代书法教育中“父传子受”的成功的范例。
（五）、唐以后的书法教育
如果说唐朝书法教育一个突出特征是重视“师授”，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古迹难于搜求；那么到了宋以后，随着刻帖的盛行以及明清时候大量碑碣、摩崖等的出土，使得许多“下真迹一等”的古迹重返民间，再加上宋朝文人学士倡导的尚意书风，和明清时候随着对帖学的反叛而产生的求变意识，开始对自我性灵的要求张扬和对书外功的重视，使得以后的书法教育，“师授”现象不再突出，而更多的表现在从前人所总结的书法理论、书法技巧，结合拓帖，进行自我练习，即“自学”的现象比较普遍，这也促使宋、元、明、清大量的书法技巧方面的论著问世，对此，笔者不再赘言。
综上所述，中国古代的书法教育，在书法写字的教授与学习上，“自学”是贯穿始终的学习形式。从对前人的技法的学习，到成家立派的法于自然；从对甲骨刀刻与书写的技法学习，到对前人墨迹的搜求，和对碑帖拓本的临摹学习，“自学”—直是书法学习的主要方法。另—方面，在唐以前可能还属于慕名拜访而得点滴指点的“师授”之法，到唐朝发展为正规学校里的“口传手授”，“师授”之法，得到普遍的重视，尤其由于唐王朝在教育制度上对书法教育的重视，诞生了正式的社会化的书法学校、书法教师和“师传生受”的教学形式，无疑是对书法教育的一个有力促进。在“自学”和“师授”这两条线之间，中国书法教育史上还有一个奇特的书法教育观象，那就是在根深蒂固的中国家族观念的影响下的书学“家传”，它既有“自学”的因素，更有着“师授”的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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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(1)《青年知识手册·古代教育制度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。
(2)盂世凯《夏商史话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。
（3）-（6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序》
（7）《大学书法》祝敏申主编，复旦大学出版社
（8）《佩文斋书画谱》卷二十三《书家传二》
（9）《淳化阂帖》卷四《卫夫人书》
（10）同(8)卷五《后汉蔡琰述石室神授笔势》
(11)同(8)卷三《传授书法人名》
(12)冯亦吾《书法探求》，北京出版社
(13)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
(14)-（15)祝敏申主编《大学书法》
（16)白鸿《唐代的书法教育》，见《书法研究》总第67册
(17)陈思《书苑菁华》
（注：本文曾入选第四次全国书法教育学术研讨会）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