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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颠张醉素”书法形象与唐代文化渊源探析
发布日期:2013-04-26 22:44:38 来源:SHUFA0916点击次数:0
 

“颠张醉素”书法形象与唐代文化渊源探析

 

严都岿

(陕西理工学院,陕西 汉中 723000

 

 

  唐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,也是中国书法艺术集大成的发展高峰。其文人书家、经典不朽之墨篇之多;其内容丰富、气度恢宏,反映和折射社会文化之广之深;其思想情感的深度和高度,艺术表现的精湛和纯熟;其流派之众多,诸体之完备,艺术风格之绚丽多彩,书法韵味之隽永;以及传世经典、一流的书家墨迹在全部书法家作品中所占的比例等方面来看,在中国的书法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仅见的。 

   唐文化的恢宏气象反映在书法领域,不光造就了深沉庄重的楷书,同时也激发了淋漓飞动、富于浪漫精神的草书艺术。真书代表莫过于“颜筋柳骨”,草书最高成就无非乎“颠张醉素”。

   张旭和怀素作为草书革新的领袖,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从书体上讲,打破了唐代真书君临一切的一统局面。从草书角度进行了大胆的突破,大大丰富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内容。在结字和章法上都令人耳目一新,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历史高度。而狂草的创举对后世大批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,在狂草中追求的意境和情趣,落拓不羁的个性和书风,启发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。可以说,张旭和怀素的草书是“书起往代之衰”。“颠张醉素”成了中国草书史上令人高山仰止的不可逾越的尖峰。作为书法而言,它与中国传统文化,更与唐代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。

       一、唐时“有容乃大”文化气派的根基性作用   

   是时国家统一,经济繁荣,政治开明,文化发达,对外交流频繁,社会充满自信,不仅是唐朝的高峰,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。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,以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,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、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。正是在这样无所畏惧、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的背景下,使文人们的艺术特质能够有一个充分发挥的舞台,有一个滋生具有独立人格,狂放不羁,天马行空的的艺术风格的丰沃土壤,才能鼓起文士诗人的理想风帆。才有李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快马著鞭向长安”的胸有成竹心;杜甫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踌躇满志;才有张旭“脱帽露顶王公前,挥毫落纸如云烟”的旷达不羁,怀素的“兴来走笔如旋风,醉后耳热心更凶”的醉意酣畅,文人书家用手中之笔墨肆意泼洒心中豪情。无论是文人,还是书家,其艺术作品都是时代之产物,时代气象的艺术反映。正如《双开楼书论》所云:“字乃个性肆展,才华之吐露,胸臆之表达,智慧之凝聚。凡个人之所具学风、作风、思想、品质、抱负、成就、福泽……无一不在其中,扩而大之,凡一时代之精神,国家之兴衰、气象皆可观之于字。”可见,张旭和怀素作为草书革新的领袖,其风华绝代的草书作品蕴含的雄浑博大,热烈奔放,气吞万里的气象和狂放不羁,天马行空的艺术风格不正是盛中唐时期强盛富庶,开明开放的社会现实的直观表现吗?不正是唐王朝“有容乃大”的文化气派造就的艺术结晶吗?如果说二王书风表现了乱世压力下心灵对自由和回归自然的渴望,张旭、怀素的书风则是盛世中心灵对自然、对社会现实的艺术直射和实现超越的艺术展示。  

    二、盛唐气象下书法美学崇尚“壮美”趣味的导向性作用

    从李唐开国之初,其书法艺术本应表现为阳刚之美,具雄强之势的。然而在初唐所见却并非如此,原因何在呢?在于初唐书法美学所推崇的审美意趣。人们对魏晋书风推崇备至乃至顶礼膜拜,并从理论上以“中和”为美,并奉为规范。在书法理论上,阐述“中和”美学思想的人,首推孙过庭。他倾向于古典的魏晋书风,崇尚“不激不厉”、志气平和的“中和之美”,推崇王羲之,认为“右军之书,末年多妙,当缘思虑通审,志气平和,不激不厉,而风规自远”。初唐四家都恪守魏晋的中和之美。加上太宗李世民大力推崇王羲之,故初唐书风一片“中和”。然“终属寄人篱下,未能自立”。而盛唐时期张怀瓘之美学思想,更推崇具有阳刚之气的王献之。他在《书议》中说“逸少草有女郎材,无丈夫之气,不足贵也”。他极力推崇的小王的行草书,“兴合如孤峰四绝,迥出天外,其峻峭不可量也。尔其雄武神纵,灵姿秀出……或大鹏抟风,长鲸喷浪,悬崖坠石,惊电遗光……盖欲夺龙蛇之飞动,掩钟张之神气”。又在《书断》中说:“小王则若惊风拔树,大力移山。”体现了唐代的壮美理想,正如唐代诗歌,不在律体而在边塞之绝唱,富于悲壮豪迈之气,无与伦比。张怀瓘推崇王献之,因他掌握了时代脉搏,不只是继承魏晋的中和之气,而是盛唐的国运昌盛,国威远扬,是魏晋时代所不能比拟的。他在《文字论》中说:“仆今所制,不师古法。探文墨之妙有,索万物之元精。以筋骨立形,以神情润色。虽迹在尘壤,而志出云霄。灵变无常,务于飞动。或若擒虎豹,有强梁拏攫之形;执蛟螭,见蚴蟉盘旋之势。探彼意象,如此规模。忽若电飞,或疑星坠。气势生乎流便,精魄出于锋芒。如观之,欲其骇目惊心,肃然凛然,殊可畏也。”“飞动”“触目惊心”及“肃然凛然”等是他理想中书法美的特征。受此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,颜真卿,李邕挣脱了二王之羁绊,成为独辟蹊径的革新人物,在真书,草书,行书领域表现了唐代的阳刚美。张旭、怀素在草书方面体现了时代的新风貌,顺承了盛唐的审美趣味,一变魏晋雍容尔雅之风,而重在阳刚壮美,奔放豪迈,富于动感。

      三、醇酒之嗜,唐代酒神精神的触媒性作用

   酒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紧密联系,相辅相成。唐代酒文化更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。翻开《全唐诗》,其中直接与酒相关的诗篇约12000余首,约占《全唐诗》总数的22%,依据这些饮酒诗,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唐代丰富的酒文化。本文所说的酒神主要指的是一种精神,一种行为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的精神。追求绝对自由,忘却生死荣辱,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。醇酒之嗜,激活了两千余年不少书法艺术家的灵感,为后人留下数以千万的艺术精品。

   《新唐书.艺文传》载:张旭嗜酒,每大醉呼叫狂走,乃下笔,或以头濡墨而书;既醒自视以为神,不可复得也。而《书林记事》载:释怀素,性疏放,不拘细行。嗜酒,凡一日九醉,时人因目其书为“醉僧书”。每酒酣兴发,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,靡不书之。尝自叙云:醉来得意两三行,醒后却书书不得。张旭和怀素之“癫狂”及书法之倜傥不羁,都与酒有着不解之缘。他们在酒后的迷狂般状态下,尽情挥洒,任意所至,无所谓“意在笔先”的精神准备阶段,他们追求的是即兴之作。《述书赋》云:“张长史则酒酣不羁,逸轨神澄”,“回眸面壁而全无粉,挥毫而气有余兴”;诗圣杜甫颂曰“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毛露顶王公前,挥毫落纸如云烟”。贯休说怀素“把笔猛如虎”;任华颂怀素云“十杯五杯不解意,百杯以后始癫狂。一癫一狂多意气,大叫数声起攘臂”;窦冀云“粉壁长廊数十间,兴来小豁胸中气,忽然绝叫三五声,满壁纵横千万字”。以动态的心境书字,打破了秉笔静思,心气平和的作书习惯,主要表现了奔放,是意到笔到的即兴之作。而张旭、怀素所擅长的草书,本身就是一种最为自由奔放,最少有束缚的书体,它不计较一笔一字的工拙,而着意力求通篇气势的畅达雄放。癫狂的创作状态,加上快意挥洒的草书,在张旭、怀素笔下,笔势连绵不绝,离合聚散,大起大落,变态无穷,集众美而有象,写意境而无穷。使自己的情采和风格得以充分的体现。

  不管张旭的“既醒自视以为神,不可复得也”;还是怀素的“醉来得意两三行,醒后却书书不得”。都认为醉后的书法效果是最自然、最近乎完美的。那种酒酣迷狂的酒神境界是创作的最高境界。可见,酒及酒神精神对“颠张醉素”的美名有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。

    四、唐代宗教逍遥无碍,心手两忘的人生哲学的提升性作用

    唐文化之所以宏大,不仅在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的“开明”,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明,奉行儒,道,释三教并行,绝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。正是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下,文人们的人生哲学以及意识形态下的艺术载体都多受宗教影响。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,包扩人与人之和,人与社会之和,人与自然之和,人与宇宙之和。中国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,拟太虚之体,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。书法的八种笔划,长短曲直,谋篇布局等无不以和为精神追求。即使如“颠张醉素”,无论其用笔造型多怪多奇,仍存在和谐的布局。张旭自言“公主担夫争道,又问鼓吹而得笔法,观公孙舞剑器得其神”;而怀素“尝观夏云随风变化,顿有所悟,遂至妙绝。如壮士拔剑,神采动人”。都体现了两位书家注重从人物形象和客观自然中探求着领悟的契机。

      书家在自然万物中寻求的不正是书法之“道”吗?而“道”是道教中追求的最高范畴,就是万物排除一切“外役”因素而体现其自身之“自然”。书法之“道”就是表现物我一体的自然之道。看得出来,正是宗教文化的影响,要求在书法实践中人与自然精神的叠合同构,心手两忘,达到和谐化境的书道最高境界。   

   张旭的《古诗四帖》,其文字内容都是道教仙境的,诗中的南宫、北阙、青鸟、烟霞深深地吸引着他。他在草书创作中表现出对许多超自然现实的事物大胆追求,正是道家思想的投影,是神仙说激发了他的幻想和激情。这些,不禁使人在欣赏他的作品时能体会出它所贯穿的神仙思想,有飘飘欲仙之感,并以广阔的时空背景、大胆神奇的幻想、出人意料的构思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等特征,成为书苑奇葩。 怀素作为一个僧人书法家,宗教和艺术之间自然有着某种神秘不可分的内在因果链条,充满生机活力的艺术作品,往往脱胎于晦涩、荒唐的宗教形式中。宗教借艺术形式表现出来,使美学由艺术走向宗教。怀素“得草书三昧”,这个“三昧”就是禅宗对事物的要诀和精义,主张禅定的修炼“于六尘中不离不染,来去自由。”怀素在“禅”的境界中体验着人生理想、情趣。对万事万物的“禅思”与事物的色、形、相发生联系,与视听的影像和想象的意象相联系,从而逐渐由宗教意识而形成了审美意识,由宗教的“顿悟”到审美的“妙悟”。沉醉于物我相忘的禅境之中,放纵纸上笔墨,化作满纸云烟缭绕。盛唐以后,以禅入书,以书喻禅遂成风气。  正是基于唐代“有容乃大”的文化气派,崇尚“壮美”审美趣味的导向,酒神精神的促进以及宗教文化的濡染,以及张旭、怀素出神入化的书法技巧,癫狂不羁的人格魅力,才有“颠张醉素”这一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鲜活淋漓的经典书法现象,不仅在书法史、也在文化史上为中国璀璨的传统文化描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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