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默

龙门《郑长猷造像记》

如果让人们在众多的《龙门二十品》中去选帖临习的话，我想，选《始平公造像记》者有之，选《孙秋生造像记》者有之，然而选《郑长猷造像记》者，必是了了者几。这倒并不是因为《郑长猷造像记》缺少名气，主要的是在于造像记自身的原因和选择书体者的原因。

《始平公造像记》《孙秋生造像记》是属于龙门书法中的规整者一路，大小均匀，字体齐整；但《郑长猷造像记》则相反，笔画粗者很粗，细者很细；字体大则很大，小则很小，颇为参差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前两者属于龙门书法中的“成熟”者一路，而后者则显得有些“稚趣”；也因此，前者显出结体、用笔的“模式化”，而后者则更显得有些“天真”。

正是由于上述二类造像记自身特点的不同，所以对选择书体者就有一个好爱的问题。一般说来，凡“成熟”的字体，自然是经过许多人、许多时日的锤炼，因此是很有些“雅化”的，而对于那种“稚拙”的字体，往往缺少一种“和谐”“斯文”的面貌，呈现出的是一种有些“粗露”“冲撞”“突破”“夸张”的意味在，因而也有些“衣不蔽体”“张牙舞爪”的形态。

然而这里的“衣不蔽体”“张牙舞爪”并不是贬义。譬如对人，端居危坐、俨然儒者是一种气象，而率性使然、狂放不羁自然也是一种风貌，只是各自的一种心态、各自的一种取舍而已。当然，在中国儒家一统天下的文化背景里，自然前者是倍受欢迎，所爱者众；对于后者，则非知音者不能理解，自然是和者寡焉！

不过，这在中国传统儒家一统天下的文化背景里是那样的。当西方的现代思潮一次一次地冲击，当人性一次一次地解放，当艺术的性灵一次一次地寻找回归之后，那种人的最初的、原始的、率性的东西便得到张扬。在书法界，如果说南帖唐楷代表着一种较为正统的儒化色彩的话，那么魏碑则正是应合了人们所寻求的那种最为原初的艺术性灵。

然而，当整个书法界刮起北碑狂放之风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多学碑者身上，还留存着颇为浓厚的南帖唐楷色彩，其最为显著的例证，便是他们在选帖上依然选的是那些较为规整的、纯熟的魏碑书作，比如《张猛龙》《崔敬邕》《始平公》《孙秋生》之类，从种意义上来讲，那只不过是用“方笔”或“方中有圆”的笔法去写南帖唐楷罢了。
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。其实，也有一些人对《二爨》这类较为朴拙的书体去厚爱，这是一些真正的好爱北碑书者。而《郑长猷造像记》正如《二爨》一样，它们在龙门造像记中，是属于那种非常朴拙一路的。因而，也是被人们常常忽视而弃之不顾的。

因此，选择《郑长猷造像记》去临习，那是需要一点童心的。倘没有童心，没有那种如儿童般纯真的惠心，就最好莫要去选学此造像记，否则，将因选帖不当而走向误途。